历史钩沉||上帝的使者——李提摩太在中国

鲁迅先生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頞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1大量的西洋人随着利炮坚船来到中国，大多是参加中国这个盛大的人肉筵席的，但倘若真有“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2，不是为了分享这人肉的盛宴，而且历四十五年之久，“往来于穷乡僻壤，出入于大街小巷，周旋于三教九流，奔走于高堂华屋，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我们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3，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华大地，以别样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人肉筵席，那么，不管他的方法是如何与我们固有的文明相隔阂，仅仅凭借其高尚的动机就应获得我们后世国人的感激与敬意。更何况，他所带来的除了我们陌生的“上帝”以外，还有我们必须接受的先进的文明。

马克思说1840年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4毛泽东也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5文明世界的真理，不仅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也有外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给我们送来，并努力地传播。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上帝的使者。

李提摩太原名Timothy Richard，到中国后自称李提摩太，别号菩岳。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卡马登郡的一个小村子里，“世世代代为提高生活水平而努力的铁匠兼农民的前辈，留给李提摩太的是简朴的生活作风和正直的秉性。”李提摩太晚年在回忆录里深情地回忆自己四岁的时候随堂兄去犁地，八岁的时候参与放牧，12岁的时候赶马车拉煤，也算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拮据的生活使他到14岁就被迫辍学回家务农，是母亲和哥哥们的支持才使父亲答应再资助他上一年学，一年后就得自食其力。李提摩太16岁成为一所矿山小学的教师，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给矿工们开办夜校，靠微薄的收入积攒着继续求学的费用。

受“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年轻的李提摩太公开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成为英国浸礼会的教徒。在大约15岁的时候他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召唤他到国外当传教士，有如神喻。1865年考入哈弗福特韦脱（Haverfordwest）神学院，为成为踏上远途的传教士进行最后的准备。在神学院里，李提摩太和他未来的同事们坚决要求学习“比抽象的神学知识更为有用的科学知识及成果”，而且做好了“宁愿被开除也决不妥协的思想准备”，以至于神学院不得不在神学课程之外满足了未来传教士们的要求，也为李提摩太成为“独特”的来华传教士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李提摩太说：“在我后来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我一直力图寻求更有成效的方式和途径，而不是墨守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俗。”

在神学院读书期间，李提摩太做出了去中国的决定，其理由仅仅是“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一个，只要中国人皈依了基督，就可以帮助将福音传递到其他不发达的国家”。

1869年底，25岁的李提摩太牧师如愿地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初踏中国的土地，李提摩太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在英国的道听途说以及在漫长的旅途中所学到的214个汉字的偏旁部首，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凭借其执着的精神来深入地了解这块神奇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更加神奇的人民。李提摩太不能满足于只呆在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在他看来，一些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大商埠里花天酒地的生活实在是自甘堕落，他利用一切机会与可能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在山东和东北的短暂旅行，李提摩太看到的是“从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流着奶与蜜的土地”，在这“流着奶与蜜的土地”上的冒险旅行中，李提摩太和他为数不多的同伴躲避着劫匪和瘟疫，克服着社会公共设施落后给外来者带来的生活不便，尽一切可能与充满好奇、警惕甚至是敌意的中国人亲密接触，李提摩太震惊于“看到的都是痛苦、废墟、伤者和死者”，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容忍人民遭受如此贫穷和悲惨的政府，谁会把它当做文明的政府？”来自于文明开化的世界使得李提摩太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对于中国政府，李提摩太说：“谁会认为把它（中国政府）和基督教国家相比较是合适的？”“贫穷本身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然而对于中国人民，他却认为：“居住在茅草棚里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的悲惨状况会使铁石心肠也变软，从而打算做点什么来拯救他们”。

对于李提摩太的崇高使命，无论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人民都是毫不理解的，也是不欢迎的。传教士是不速之客，而且是在西方列强野蛮地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后不请自来的。李提摩太的继任者和追随者，也是他的传记作者苏慧廉认为：“当时来华的欧洲人既非出于健康的原因，也非觊觎中国的财富，而是来此做买卖赚钱的。”这种认识基本上还算是公允的，但就连传教士们自己也认识到这些来华的西人中“大多数人是诚信经商的，只是整天沉迷于醉酒、赌博和奢侈的生活。其中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手上长满了老茧的人、冒险家和流氓恶棍，言行举止是十分野蛮粗暴的”。岂止是野蛮粗暴，来自于所谓文明世界的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滔天罪恶早已铭记史册，但我们也应理性地看到，与强盗同船而至的不仅有冒险家和商人，也有像李提摩太这样的友好使者。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尚难以区分同样是金发碧眼的外国“蛮夷”，也未做好张开怀抱迎接远方来客的准备。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生涯自然是艰难的。

在李提摩太看来，当时的中国是未开化的国家，中国人也是愚昧、落后的，尤其是拒斥外来文明的保守态度更是给他留下深刻影响，单是坐轿子的程式就让他大发感慨：“在准备轿子这一点上的因循守旧令人大为震惊，轿子必须停放在祖先存放的地方，椅子必须是祖先曾用过的那把，甚至于破裂的轿板和破旧的厚棉布帘都是祖先用过的，就连风也必须从曾经烦扰过祖先的那个裂缝吹入。”李提摩太所宣扬推行的“洋教”，自因与中华固有文明大相径庭而应者寥寥。李提摩太很快就发现“在中国传教，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处住所”，不用说教化中国人改变千年如一日的传统从而信奉皈依外来的上帝，能不能在中国人之间生存下去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李提摩太小心翼翼地、艰难地从事着他自认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事实上他是面向着中国，他把最美好的一面朝向她，他把天才的工作奉献给她，他心脏的跳动合着那片广袤土地的律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李提摩太穿上儒服，装上假辫子，努力学习中国语言，认真地钻研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经典，出入于寺庙、道观、清真寺和一切可能参与的民间集会，努力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李提摩太对中华文明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与理解，对中国文化的的态度和灵活的传教方式完全可与明末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相媲美。李提摩太敏锐地认识到大量的天主教和新教中文宣传小册子中对中国祖先崇拜充满了毫无顾忌的抨击，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敬奉祖先的习俗“是维系每个家庭和社会强大的纽带”，“要破坏这个纽带就可能瓦解中国的社会”的有关认识足以证明李提摩太对中国了解的深入，而且在他看来“这个习俗也存在很多美好和可取之处，要做出改变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对于因这些宗教宣传小册子引起中国人的反感甚至排斥“洋教”的过激行动，李提摩太认为完全是“因为小册子作者的愚昧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李提摩太来华第一年，一位传教士朋友兴奋地拿着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给他看，并自豪地说那位中国信徒已经同意烧掉祖先牌位时，李提摩太对他的同胞说：“当烧掉他家的祖先牌位时，我想你也应该同时把你父母的照片烧掉吧？”

精诚所至，顽石亦为开。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传教事业尽管艰难，但在他坚韧、执着、自信、顽强的努力下，渐渐地有所成就，及至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历时数年的赈灾慈善活动后更是赢得了中国人上至官绅下至百姓的一片赞誉与尊敬。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来说，人们对风调雨顺有太多的祈盼，然而灾荒以及灾荒所必然引起的饥馑却常常袭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艰难地生活着的人民。1876年至1878年，历时三年华北大旱，由于政府和社会缺乏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与能力，饥荒迅速蔓延，整个华北很快显现出一种人间地狱般的惨象。

时在山东青州府的李提摩太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赈济灾荒的慈善活动中，他认为：“天国不仅要在人的心灵中建立，亦应建立于地球各处；拯救人民的灵魂固然要紧，但也要拯救人民的肉体；不仅拯救于将来，亦须拯救于现在。”在李提摩太看来：“减轻受灾地区人民的痛苦是他作为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如何赈灾几乎和如何传教一样困扰着李提摩太这位善良、虔诚的远方来客。

李提摩太向接触到的每位政府官员进言赶紧进口粮食，建议降低直至取消粮食进口关税，建议发展工商业以及加强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之类的努力属于远水难解近渴，所能采取的直接有意义的行动只能是尽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消耗，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和金钱救济身边的灾民，向居住在烟台、上海等地的外国人乃至直接向英国国内呼吁募集善款。李提摩太的热心肠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有人拿他的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与政府官员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进行比较，甚至有准备铤而走险的饥民请求他担任暴动领袖，李提摩太耐心地也是小心翼翼地劝说着那些愁苦无告的灾民，积极地与各级官府周旋，尽一切努力消除人们的误解。

恶劣的交通运输条件使李提摩太无法将手中的善款转变成可以直接救命的粮食，只能把银子兑换成用大车装载的铜钱。如何能把有限的救济款发放到最需要的饥民手中，李提摩太为此绞尽脑汁，他让灾民在狭窄的胡同里排成长队，用墨汁在每一个领到救济金的人的脏手上记上标记，当他们再一次排队时洗干净的手出卖了他们，李提摩太只往那些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李提摩太也曾让助手们奔走于各个穷乡僻壤调查灾情，给最需要救济的人发放救济证，凭证领取救济款。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如何避免向缺乏组织的灾民发放救济时出现混乱局面甚至酿成骚乱，是令李提摩太最头痛的现实问题。李提摩太在1876年7月3日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的内容：“在进行早祷时，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们的主向灾民施与食物的过程。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一下子领会了他的妙处：坐着的人群是不会发生拥挤的。”苏慧廉在转引这篇日记内容时，还特意强调：“如果读者像我一样听过李提摩太讲述这段经历时的激动声音，那么看到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文章就会感觉它失色了许多。”设想一下吧，如果不是由衷地想为受灾的民众做点什么，仅仅是为了作秀来沽名钓誉，何至于为这一具体而微的救灾细节欣喜若狂。李提摩太让一群一群的饥民坐在地上，一次次地分发为数不多的救命钱。李提摩太的善行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一次在外地发放救济金时遇到了危险，受到过李提摩太帮助的村民们携带着棍棒、草叉等原始“武器”聚拢到他身边，自告奋勇地保护他的安全。在得到过他帮助的村庄里李提摩太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

当然，在赈灾的过程中李提摩太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传教活动，而且利用赈灾加速了自己的传教事业，也常常组织受到过帮助的人们向上帝祈祷。在当时，带领民众到各种寺庙道观里求雨也是直至巡抚以下各级官员对待天灾的主要措施。一场大雨过后，李提摩太也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对此无比感激，人人都一如既往地相信他们各自神灵所具有的神力。”

李提摩太和他的同伴们在山东的赈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李提摩太作为赈灾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受到了山东人民的爱戴。及至许多年以后，山东各地还常常有人向到访的外国人询问李提摩太的消息，“记得他的人都想知道他在那里，是否还会回来。”

灾情还在蔓延，比山东更加严重的是山西。据史书记载山西三年大旱，灾民“死亡莫得而稽查，以户口互核，计不下千万，诚自来未有之奇惨也”。6山西的灾情传到上海，以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为主成立了赈灾委员会。委员会获悉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成功的消息，邀请他转赴山西开展救济工作，“为了那些挨饿受苦的灾民”，也为了“在山西开展传教工作”，李提摩太在两位山东人的陪同下踏上了去山西的路途。一踏入山西境内，沿途悲惨恐怖的景象使李提摩太的两位中国同伴身心濒于崩溃，李提摩太好心地让他们回去了，回到山东，他们的行为不仅受到了山东基督教徒们强烈的谴责，他们两人自己也深感羞愧，于是又经过几个礼拜的艰难行程追到太原，加入到李提摩太的工作中。

李提摩太一到山西立即高效率地投入赈灾工作，冒着危险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晋南地区考察灾情，每天在路边看到死去的和频临死亡的人。在一个城门后发现了他“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他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李提摩太感觉：“每天都看到同样恶心的景象，以至于有时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只是精神混乱时的胡思乱想。”李提摩太记录了详细的日记，组织包括山西的天主教神父在内的人员全面地调查受灾情况，李提摩太把他记录灾区景象的日记和呼吁救济的报告设法送回英国。那时的英国人也不全是强盗，远方的悲惨状况激起了一切善良人士的良知，著名外交家威妥玛爵士和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坎特伯雷大主教联合伦敦市长设立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会，短时间内共募集白银二十万两，约六万英镑。比起大英帝国从中国掠夺去的财富，比起大英帝国奸商们利用罪恶的鸦片从中国骗去的财富，这笔钱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我们客观地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地说，强盗不会因为抢劫就有了发善心的义务与责任，何况这笔钱既不是来自于英国政府，也未必是来自于暴发横财的鸦片贩子们。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山西父老乡亲，这笔钱是及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用严刑峻法勉强得以维持大灾之年的社会治安，已属难能可贵，刚刚登基的光绪皇帝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慈禧太后又一次垂帘听政，还能对这样的政府寄予什么样的希望？二十万两白银铸成五十两一锭，每一千两或两千两装为一箱，从伦敦运往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遣士兵将银两押送至太原直接交给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和他的朋友们再找铁匠把银两分割成小块，分赴山西各地发放救济金。

负责押送银两的官员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李提摩太这样的人，也不知该如何称呼，为了表示对李提摩太善行的尊敬，凭自己对外国人的认识，创造性地尊称李提摩太为“鬼子大人”。这个尴尬的称呼也反映了李提摩太在中国的尴尬身份，多少年以后，中国人还是搞不清楚他究竟是“鬼子”，还是“大人”？

受到救助的灾区民众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李提摩太的感谢，送“万民伞”的提议被拒绝了，李提摩太不愿意用救济金来做这些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山西平阳府的学者们还是坚持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他的功德，尽管石碑的内容完全是中国化的思维：“唯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野地之民，咸来投奔，共舒民艰。”其情意还是可感的。苏慧廉说：“李提摩太不是尝试着尽可能去爱这个民族，而是像爱自己同胞一样用心爱着中国人。”

在救灾的过程中，李提摩太始终坚定地认为饥荒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有数百万人应当能够得救。”李提摩太认为：“如果赈灾工作属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那么，教会他们（中国人）如何避免灾害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伟大的工作。”“如果说能拯救受饥荒的几千人是件很好的事，那么，让更多的人免于遭受这种灾难则是件更好的事。”在他看来传教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人于未来，但拯救人的肉体，拯救人于现在同样是神圣的事业。

早在山东从事赈灾救济活动时，李提摩太就积极地探讨如何能更有效地赈济灾民以及如何能彻底避免由天灾引起的饥荒。李提摩太不仅向山东巡抚丁宝桢积极建议从朝鲜、日本及东北购买粮食，而且还建议中国政府开采矿产、修建铁路，以振兴经济的近代措施来开发自然资源，预防以后的饥荒。李提摩太非常明智地，也是非常中国化地“把他的观点和劝说建立在中国学者的保守态度和他们对自己祖先的圣人的尊敬上”，引用神农尝百草和苍颉造字的典故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圣人正是因为引进新技术才得以出凡入圣。据说，丁宝桢对李提摩太的所有建议都甚感兴趣，但因不久升任四川总督，李提摩太的所有建议均石沉大海。

到了山西，李提摩太又把这些建议提交给山西巡抚曾国荃，而且以严重饥荒时艰于运粮的事实来证明创造近代交通的好处，特别是想让巡抚和他的幕僚们明白把那些挨饿的人招募起来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铁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李提摩太在山西赈灾的表现得到了包括曾国荃在内所有官员士绅的称赞，他的建议也因而获得了一定的重视，在曾国荃的命令下，一群官员郑重其事地和李提摩太讨论修筑铁路的可能，然而结论却是“修筑铁路必须雇用大量的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思维，与清初卫道士杨光先弹劾陷害时任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汤若望时所持的思想武器——“宁可中国无好历法，也不可中国有外国人”一脉相承。直到几年后，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尘封的档案中发现李提摩太所提筑路、开矿、通商、机器制造以及建立近代教育等等完备的一揽子建议，李提摩太才真正引起了地方大员的重视。张之洞派人商请李提摩太放弃传教充任幕僚，以推行洋务。李提摩太认为：“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在他看来：“不论物质上的进步多么急迫，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李提摩太因“不能永久离开崇高的传教职位去从事低级的世俗工作”，委婉地谢绝了张之洞的好意与有可能极高的报酬，但还是按张之洞的要求用近代化的手段勘察太原地形，为防洪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还为张之洞考察开矿、冶炼的机器设备。张之洞的雄心壮志未能在山西施展，但随后在湖广总督任上，李提摩太的各种建议逐渐变为现实。张之洞没有忘记李提摩太，再一次向李提摩太发出邀请，李提摩太又一次婉拒，同时敏感地意识到张之洞盛情的邀请下“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在张之洞的身边，李提摩太发现了几位曾在国外受过良好近代教育的中国人成为张大人的外国事务顾问，令他惊讶的是诸如辜鸿铭之类人物游历西方多年，但“只看到西方文明失败的地方，而意识不到它的辉煌价值”。

李提摩太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有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达官贵人。收复伊犁的左宗棠赴京路过山西时，李提摩太随同山西的官员们奔走几十公里去欢迎这位大人物，把他新近绘制完成的世界地图集献给这位当时中国最有威望的官员。左宗棠安排中国官员集体见面后，单独和李提摩太饶有兴趣地畅谈到很晚，还急切地给李提摩太展示在甘肃用外国机器生产的毛纺品。应该说和左宗棠的初次相见是愉快的，但可惜天不假年，左宗棠不久撒手人寰，李提摩太也无缘延续和左大帅的友谊。

李提摩太最熟悉接近的官员是李鸿章。李提摩太来华初年，在烟台居住，时值李鸿章赴烟台处理马嘉理事件，得知李鸿章的多名随从感染疟疾和痢疾后，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之类的西药送给李鸿章，李鸿章派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感谢。赴山西开展赈灾活动也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1880年9月，李提摩太路过天津时受到李鸿章的邀请得以谋面，神交已久，相见甚欢，李鸿章感谢李提摩太赈灾的行为，李提摩太也感谢李鸿章提供的帮助。但对于李提摩太的传教工作，李鸿章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这些话对李提摩太震动很大，李提摩太也的确看到中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经过深思，李提摩太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而且相信，如果中国的读书人“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尽最大努力对中国的精英阶层施加影响，通过传播科学来引起中国学者对基督教的兴趣成为李提摩太随后在中国最主要的活动。“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对中国的未来，李提摩太充满信心。

1878年，还在赈灾期间，李提摩太结识了来山西开展孤儿救助工作的女传教士玛丽·马丁，志同道合的身份和使命令他们很快坠入爱河，结为夫妻。李提摩太夫人成为李提摩太最重要的合作者和追随者。在太原，他们住进中国人的院子里，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吃着中国人的饭菜，过着中国人的生活，节衣缩食，“以便把每一个便士都用在购买书籍和仪器上”。李提摩太迅速地用最新出版的书籍和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1880年至1884年，用于购买书籍和仪器的费用高达1000英镑，李提摩太传教士的薪水加津贴一年也不会超过400英镑，为了购买这些昂贵的书籍和仪器，李提摩太还动用了从一位远房亲戚那里继承来的一笔遗产。李提摩太购买了各种宗教和自然科学典籍，购买了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电流表、电感器、电压表、袖珍六分仪、各种化学电池等等仪器和幻灯机幻灯片，还有缝纫机和全套的照相器材。大概32英镑的佛教《三藏》，40英镑的手动发电机和每册30先令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最昂贵奢侈的支出，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李提摩太还清晰地记着价格。在这些书籍和仪器的帮助下，李提摩太热心地给太原的官员、学者举办天文、化学、电学、光学、机械、蒸汽机、医药学和外科学的科学普及讲座。大大小小的官员，太原的士绅、街坊邻里以及省内其他地方的拜访者从李提摩太那里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李提摩太演示电能的实验令到访者大为惊叹，但是他们恐怕不会知晓即使在西方，电学的发展也是处于起步阶段。考虑到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会增加修建铁路的困难，李提摩太想到了飞行机器，“他开始花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成为早期对飞行感兴趣的人，并自己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模型”。他还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对风筝最有研究的，通过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也许中国的某个天才会发明飞行机器，李提摩太设置了一笔奖金鼓励激发周围的中国人去想象未来可以飞行的机器，可惜“山西的风很烈，却没有让这里的人们产生发明飞机的灵感”。

在进行这些科学普及工作的同时，李提摩太和夫人还花时间开办了一所收养了60个孤儿的学校，在太原附近的村庄建立了7所小学，和太原的天主教神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李提摩太夫妇在太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愉快而收获颇丰。

五

1884年秋，李提摩太带着他的妻子和在中国出生的四个女儿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不仅要向传教差会汇报自己的工作，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且还有一个庞大宏伟的计划，李提摩太倡议英国的各个教会联合起来，将在中国传教的方式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在中国18个行省的首府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水平的学院，“以使高等科学、道德和精神启蒙深入到整个中国”。

李提摩太太天真了。这个宏大的计划超越了浸礼会和其他差事会的承受能力，当差事会的一些人由于“震惊于他竟然不认为人的本性是坏的，而且他相信达尔文比摩西知道更多的科学”时，寻求差事会支持的努力几乎完全落空。李提摩太“意识到上帝让我单独背负我的十字架，我必须更全面地充实自己以便能胜任影响中国领导人的任务”。没有怨天忧人，没有气馁消沉，李提摩太继续努力用科学充实自己，努力了解并比较欧洲各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为自己的宏伟理想默默地进行着准备。在欧洲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的努力也同样是艰难的，在柏林，德国的教育部长愤怒地指责他：“当你把中国人民都教育好了，我们会怎么样？”

两年的休假结束了，李提摩太带着因宏伟计划遭到拒绝的深深遗憾回到山西，他惊讶地发现，来自英国浸礼会的新的年轻的同事们不仅反对他的传教方式，而且竭力要将他逐出山西。在这些同事看来，李提摩太在山西的所作所为是“借着传播基督福音的名义来教授自然科学和异端邪说的混合物”。甚至怀疑李提摩太的忠诚。李提摩太不愿意再卷入和同事们的纷争，用10天的时间将科学仪器以外的所有东西打包，悲伤地带着大病初愈的妻子离开山西。多年积攒的科学仪器折价卖给了山西的上流人士，把幻灯机和上百张有价值的幻灯片作为礼物留给了把他赶出山西的同事们。整套的照相器材送给房东，房东籍此开设了太原府的第一家照相馆，这是后话。

在中国办一所大学成为李提摩太新的奋斗目标。不久，伦敦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李提摩太回到山西，李提摩太同意了，但条件是允许他办一所教会学校。后来受山东同事的邀请，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了山东一场新的赈灾活动，感染瘟疫几乎丧命。山东青州府的传教士们开会讨论一致同意恳请浸礼会委员会支持李提摩太在山东首府济南创办一所基督教学院。在和伦敦差会信函往来的时间里，李提摩太写了一本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七个国家教育状况的小册子，就是后来的《七国新学备要》一书，在中国的官员中广为散发，建议中国政府主动改革教育，每年投入教育经费白银一百万两。李鸿章说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坚持说这是“种子钱”，必将给中国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得知见效要在20年之后，决绝地回答“中国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办一所大学的希望不能指望中国政府，英国差会也最终否决了李提摩太办教会大学的建议，李提摩太伤心无助地离开了心爱的教会。

离开教会意味着中断了原有的生活来源，李提摩太先是受聘天津一家军工洋务企业做翻译，年薪600英镑，超过了他担任传教士的收入。但传教不仅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事业，李提摩太因“不能彻底中断传教事业”，仅仅一个月就辞去新的职业，举家迁往北京。在北京居住期间李提摩太夫人大概成了在中国最早的英语家庭教师。

1890年7月，机会来了，受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李提摩太重返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终于找到一个更加适合的布道坛，不仅面向当地人，而且通过这张中国北方最早的报纸，向成千上万的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李提摩太很快适应了报社主笔的工作，为了迎合中国读书人的阅读趣味和习惯，李提摩太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方案，聘请中国学者蔡尔康担任助手，把白话文章润色成文言文。蔡尔康和李提摩太配合默契，一起合作了许多年。这种办法也是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著书立说的基本方式，中国话传教士们可以学得很好，甚至可以学会多种方言，但用“无病呻吟”的语句“代圣人言”却是自幼修习来的童子功。

担任《时报》主笔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提摩太发表社论200多篇，全方位地传播西学，努力地开拓中国读书人的眼界。李提摩太的文章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打电报订阅，文章里刊载的内容常常引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甚至紫禁城里的热切讨论。

1891年5月另一位在华著名传教士，上海同文书会创办者韦廉臣去世了。同文书会是在华西方人士创办的文化出版机构，其目的在于通过编译新书来介绍西洋文化，启发中国民智，“将泰西之道，择其有益于中国者，潜心翻译，缮成篇帙，散布四方，使人了然于心目”9。同文书会会长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邀请李提摩太担任同文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夫人激动地说：“正如上帝所愿。离开山西已近四年，这是第一次令人满意的工作安排。这份工作可能将成为我们倾注余生来完成的事业。”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夫妇移居上海，李提摩太就任同文书会总干事，翌年同文书会更名为广学会。

李提摩太全身心地投入到广学会的工作中，制定诸如出版杂志书籍计划，组织征文、演说，设立分销处，协助中国人组织学会，向科举考生宣传广学会，工作庞杂宏大。李提摩太积多年思考以及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迅速提出应向中国官绅重点介绍的76条重要题目，“除6条宗教宣传外，其他均是切合中国需要的政治、经济、法律、工业、交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10 李提摩太走上层路线的传教风格也迅速成为广学会的发展方向，广学会通过办《万国公报》和出版书籍，欲“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然后“将西国有益于国计民生诸书繙为华文，并设中西书院，以华文教西学”。李提摩太说：“如是十数年后，（中国）内不惧民多不能养，外亦不畏各大国之强，势均力敌，内外两患自消。”11和他来华早年在山东、山西向各级官僚所提建议的内容一脉相承，也是其一贯主张。李提摩太不仅有理想，工作能力也是超强的，《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发行书籍渐渐受到国人的欢迎，广学会也因而成为向中国人介绍西学的主要阵地，书籍销售收入和获得捐助迅速增加。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成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影响最大一部，一时间洛阳纸贵，盗印成风，张之洞、李鸿章甚至光绪皇帝均成为热心读者

李提摩太和广学会均获巨大成功，广学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启蒙机构，李提摩太更是凭借其传播西学的业绩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尊敬，也成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李提摩太和广学会传播西学的事业被一致认为“这个事业选中了这个人，这个人选中了这个事业”，“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和广学会一直就是同义词，李提摩太就是广学会” 12及至李提摩太离开中国后，鲁迅先生还认为“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13几位好心的在华外国女士成立了反对缠足的协会“天足会”，这一人道的行为立即得到了李提摩太和广学会的大力支持，广学会发表大量的文章谴责缠足这一戕害妇女的野蛮习俗，而且印发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呼吁中国大众移风易俗。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19年，李提摩太就在《万国公报》上向中国的读者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第一人。1899年2月至4月间的《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节译的长文《大同书》，其中有“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14虽然不同于现今的通行译文，但所引用马克思之言的确来自《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学说也被他认为是西方讲求安民之新学来向中国宣传。在回忆录里，李提摩太自豪地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卡悉尼伯爵曾与恭亲王奕訢谈论起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当得知恭亲王认为这是一本对中国非常有用的书时，俄国公使不以为然地说：“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四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六百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

甲午战争前，广学会是在华传播西学最重要的机构。甲午战败，堂堂天朝打不过蕞尔小国的事实促进了中国的觉醒，李提摩太和他的广学会也迅速地引起中国社会的普遍重视。李提摩太和他的同伴们利用对中国战败原因的探究不仅加速了中国的启蒙工作，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到战败求和的斡旋中。

1895年9月，李提摩太抵达北京，受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集体委托向中国最高当局递交宗教宽容请愿书。在北京期间，李提摩太得到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上层人士的大力帮助。李鸿章因甲午战败已经下台，有充足的时间与李提摩太长时间的会谈，指教他致信总理大臣翁同龢时如何措辞，亲自帮助李提摩太修改给翁同龢与恭亲王的信函，指点他如何巧妙地对朝廷最高领导施加影响。李提摩太得以会见恭王，和翁同龢、孙家鼐等朝廷重臣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甚至以愚昧颟顸著称的满族大臣刚毅也邀请李提摩太会谈。李提摩太多年来主张中国变法维新的努力受到了朝廷重臣的一致称赞。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都是凭借《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出版的书籍接受最初的启蒙教育。康有为曾应《万国公报》征文，获六等奖并得奖金白银四两。公车上书时，李提摩太正在北京，康有为慕名来访，把引起轰动的上皇帝请愿书拿给李提摩太看，李提摩太给远方妻子的信中提到：“我吃惊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被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的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点。”少年成名的梁启超更是毛遂自荐担任李提摩太在京期间的临时中文秘书。

李提摩太和维新变法人士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除了缺乏宗教宽容的内容令李提摩太感到失望以外，维新变法人士正是在努力实现李提摩太的理想。北京的维新人士希望李提摩太留在北京共同推进中国的维新事业，翁同龢和孙家鼐邀请李提摩太出任政府顾问，为了不影响传教事业，李提摩太又一次拒绝了中国官员的邀请。1896年2月24日，李提摩太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总理大臣翁同龢亲自登门拜会，李提摩太知道“这是空前的荣幸，在此之前从未有过总理大臣造访传教士的住所”。总理大臣送给李提摩太四匹精美的丝绸和八盒精致的点心，再一次邀请李提摩太负责“维新会”参与维新活动，李提摩太也再一次表示不愿意卷入政治活动。请总理大臣谅解，还说“除非维新会打算成为服务于中国的真正力量，而不是一个政治阴谋中心”。

李提摩太的妻子和女儿们早已返回欧洲，为了和家人团聚，也为了继续寻求国内对中国广学会的支持，来华26个年头的李提摩太开始了第二次休假。非常凑巧的是，李鸿章应邀出席沙皇加冕典礼和李提摩太同船。李鸿章对李提摩太这样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竟然乘坐二等舱表示惊讶，也终于亲眼见证了李提摩太不是英国政府雇员。

李提摩太再一次回到中国后发现“维新运动就像巨大冰河的解冻，或冰封的黑龙江的融化，它将巨大的、阻挠前进的冰块冲进了海洋”。中国的维新运动真正开始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变法时苏慧廉和大清总税务司赫德正在北戴河避暑，收到皇帝变法的诏书，他们兴奋异常，苏慧廉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赫德）当时脸上的表情，或者说他所表达的快乐：‘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变法时虽然李提摩太不在北京，但维新派在京编辑出版《时论新编》作为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其中44篇为梁启超所写，38篇出自康有为之手，李提摩太的文章被选入31篇，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在维新变法人士心目中的位置，而且李提摩太刚刚完成两年的休假，所有文章均早于康、梁。变法开始后，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推荐李提摩太和日本维新领袖伊藤博文为皇帝外国顾问，并邀请李提摩太再一次来到北京。

变法的速度太快了，快得远远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有利于国家，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方式、方法是需要郑重抉择考虑的。李提摩太9月中旬到达北京，立即发现了变法维新的严重问题，告诫康、梁等维新人士注意变法的节奏，提醒他们尽力缓和帝党和后党的关系，尽力影响慈禧太后进而获得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的理解与支持。李提摩太显然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不是一个疯狂的热心家，他总是深思熟虑，保持中庸。他火热的热情总会被谨慎的凉水所调节，尤其在事关重大的时候。”然而，已经晚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到此终结。李提摩太立即开始了对维新人士的营救。康有为成功出逃了，梁启超和谭嗣同找李提摩太一起商议对策，商议决定李提摩太立即拜会英国公使，梁启超拜访日本公使，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寻求各国干涉，保护光绪皇帝，但所有的努力几乎都毫无成效。谭嗣同拒绝出逃，甘愿为变法流血，慷慨赴死前最后一次见到李提摩太，说：“如果你的建议被采纳，事业可能会成功。现在所有的都失败了。”

七

变革中国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对于中国社会可能爆发的反对外国人尤其是反对“洋教”的担心加剧了。

早在1890年，在向上海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李提摩太就建议向皇帝上书，“以唤起对官方散播的对基督教的污蔑之词的重视”。1895年李提摩太进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朝廷能平等地对待信奉“洋教”的国民和外国人。李提摩太和一些对中国社会有深入了解的传教士们早就预见到“中国有可能爆发宗教迫害”。维新变法失败后，保守派掌权自然力主排外，而且李提摩太和他的伙伴们也清醒地看到：“外国的大量侵略本身也助长了他们（中国人）仇视外国人的火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就与外国侵略联系得过于密切”，尤其是天主教。曾经，中国政府在罗马天主教的无理要求下规定了天主教神父的身份级别，以便与不同级别的中国官员打交道。中国政府同样也授予了新教传教士类似的级别，被各新教差会明智的拒绝了。但李提摩太看到：“罗马天主教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追随者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清末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教案，天主教引起的远远多于新教，然而就是到今天又有多少国人能弄清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呢？和天主教徒的冲突必然会转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的仇视。

1900年初，李提摩太离开中国，参加纽约的世界传教士大会。会议期间，李提摩太呼吁迅速采取措施避免在中国发生令人恐惧的事件。李提摩太还积极地向美国政府呼吁关注中国可能发生的危险，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会见了参议院议长，会见了纽约市商务会长，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在李提摩太回中国的路上，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在中国北方的省份开始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各地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显然无暇顾及，不仅要杀尽“洋毛子”，不论男女老幼，而且要杀尽信洋教的“二毛子”用洋货的“三毛子”直至“十毛子”。李提摩太躲过一劫，算是幸运的。

义和团运动的喧嚣，使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的中国人膨胀起来，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也像是神灵附体吞了朱砂喝了净水，尽然用西方通行的宣战方式同时对十一国宣战，以朝廷的名义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然后，就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庚子国难”，然后是签署丧权辱国最严重的《辛丑条约》。

李提摩太进行过慈善活动也是长期居住的山西省是杀死洋人及教民最多的地方，山西巡抚毓贤是执行朝廷捕杀洋人命令最坚决的地方大员，亲自组织策划将省城所有洋人以保护的名义诱聚一处，巡抚大人不仅指挥亲兵而且亲自动手痛杀洋人。当年将李提摩太逐出山西的同事们，曾经和李提摩太建立良好关系的天主教神父、修女们还有天主教新教的教徒们全遭杀戮。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后，借口山西杀害洋人太多，分多路进逼山西，山西岌岌可危。在北京和列强周旋的李鸿章和赴山西料理善后的岑春煊紧急邀请在上海的李提摩太火速北上，调停教案。李提摩太立即提出《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主要内容是传教士和教徒的生命不能用金钱衡量，新教拒绝接受赔偿，但山西的愚昧必须得到惩罚，罚银50万两，每年5万，10年为止，罚银也不归传教差会，全数用于在山西建一所大学教育山西子弟，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10年后归还山西。苏慧廉说：“这是一项伟大而慷慨的建议，这个建议只有李提摩太这样有阅历和洞见的人才能提出。在这个建议里，他很可能就已经看到一个辉煌梦想的实现。”李鸿章立即同意，经与山西巡抚岑春煊多次协商，取消“罚银”字眼，李提摩太也允诺学堂专门教授西学科目。李提摩太的同事们埋怨他错失了办一所明确的基督教大学的机会，但苏慧廉认为：“山西省还没有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在一所用非基督教的基金设立的大学里，强迫一个不信教的学生屈服于基督教的宣传，这是不道德的，最终只会失败。”尽管李提摩太坚决拒绝山西官方禁止传授任何基督教内容的提议，岑春煊的奏折中还是公允地对朝廷讲：“该总教士宅心公溥，兴学爱晋之心，似尚非虚。”15学堂也主要还是用来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满足中国社会的最迫切的人才需求。

李提摩太还帮助协调天主教方面的赔偿，在李提摩太行为的感召下，山西天主教神父同意将赔偿由一千万两白银降至两百二十五万两。

1902年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分中斋、西斋两部，李提摩太就任西斋总理，在中国办一所大学的祈望终于如愿。李提摩太兴奋地投入到山西大学堂的建设中，在太原南城墙边上，一座西式学堂渐成规模，成为太原除教堂外最早的西式建筑，早已成为保护文物的建筑至今依然用于教育事业。山西大学堂也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大学之一。自然科学课程当然不会有中国教师，聘用西人，言语不通，只能再请翻译当堂将老师讲授内容翻为中文。如何选择适合中国人的教材更是大学堂建成后的重大难题，李提摩太亲赴日本考察大学教材和教育体制，发现已经翻译成日文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材更便于转译为中文，在上海成立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聘请通汉语的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一道将大量的日译大学教材转译为中文。其教材编译规模之大竟每年耗费山西大学堂经费的五分之一，达万两之巨。历时多年所译教材也迅速成为中国各地西式大中学校的通用教材。近代以来，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词汇由日译转为中文，成为中文外来语一大支脉，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语汇，应该也有李提摩太这个金发碧眼的西洋人的贡献在内。

1910年，李提摩太再度访问山西，受到了山西巡抚以下大批官员、学者、士绅和山西大学堂学生的热烈欢迎。听到颂扬山西大学的巨大成就和自己的功德，李提摩太意识到现代教育已经在山西深深地扎根，李提摩太立即决定将山西大学的管理权提前交还山西。

晚年的李提摩太凭借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成为世界级名人，在各大洲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传教士身份，向各个国家的政要和社会贤达呼吁宗教宽容，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几部重要的佛经翻译成英文。1913年秋，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职务，光荣退休。

1916年，年迈的李提摩太回到英国，多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但在自己的国家里他成了陌生人，靠回忆打发晚年闲暇的时光。在回忆录的序言里，李提摩太不无自得地说：“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化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

遏制不住对中国的思念，1919年初，73岁高龄的李提摩太预订了初秋返回中国的船票，未及启程，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与世长辞。

李提摩太所宣扬的上帝以及认真进行过的比较宗教研究，对于我们唯物论者来说也许太过隔阂了，但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宗教宽容精神乃至宗教信仰自由早已成为普世价值观念载入中国宪法，对于像李提摩太这样的基督徒的虔诚与执着，我们至少应保持足够的尊重。何况，在华45年，李提摩太给我们带来近代文明这一了对抗野蛮的利器，把一生最宝贵的45年时间奉献给中国的社会变革，“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16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李提摩太。在中国所进行的事业使李提摩太回国后受到了基督教同胞极大的尊重，其为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历史进程的不懈努力更应该受到我们后世国人的衷心感谢。

谨以此文，向上帝的使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鬼子大人”李提摩太先生献上迟到的菲薄敬意。

（本文原载于《传记文学》2010年第三期，本平台蒙作者允许刊登）

注释：
1引自鲁迅：《灯下漫笔》
2 16引自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3引自李宪堂：《铎巡中华：李提摩太和他的事业》，《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附录》
4引自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5引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6转引自徐士瑚《李提摩太与山西》，《山西文史资料》1986年第6辑103页
9转引自王树槐 《外人与戊戌变法》35页
10引自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187页
11转引之上书187页
12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237页
13鲁迅全集第11卷353页鲁迅致许寿裳书
14转引自傅白芦：《“于不疑处有疑——以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为例”》，《书屋》2010年第2期53页
15《谕摺汇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五日，转引自徐士瑚《李提摩太与山西》，《山西文史资料》1986年第6辑116页

本文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李提摩太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苏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